揭秘那些乡村的“鬼”故事

　　住在乡村或去过乡村的人都知道，乡村的“鬼”多，越是偏僻落后的乡村“鬼”越多;很多人都见过“鬼”，或者间接地与“鬼”打过交道。笔者早年下乡的时候就经历过多次“闹鬼”之事：有一位叫来全的单身汉子，睡梦中仿佛听到生产队长吆喝上工，突然想起队里头天有进林背椽的安排，赶紧起来带上斧绳就出发，听见前面路上有人声，借着月光就往前赶，上了山梁才突然发现前后都没有人，而他突然就被“鬼”缠住，挥舞斧头乱喊乱砍，仿佛与人性命相扑，最后昏厥倒地。天明被人发现时，来全仍人事不省，手脚冰凉，口出白沫，村里老人都说这后生见“鬼”了。赤脚医生却说他是犯了羊羔疯，但没人听他的。老人还断言来全必定做了什么亏心事，所以“鬼”才找上门来。那来全本有风流之名，此后还真收敛多了。只是那“鬼”乃何方神圣，谁也说不出个道道。
　　还有一次闹“鬼”更蹊跷，村里一位年轻女人难产死了，丢下两个幼子，很是凄惨。悲哀空气笼罩了整个村庄，于是便“闹鬼”了。先是那女人大伯子的妻子大白天去村口担水，回来的路上突然把水担朝地上一卸，坐在泥水里数说起来，说的话与死去的女人一模一样，把人们都惊呆了。她男人跑来，朝她啐几口唾沫，扇了几个耳光，那女人才“醒”过来，脸色煞白，发生的事一概不记得了。这是一次真正的“闹鬼”，因为对“鬼”的传统解释就是人死后聚而不散的阴魂。不过乡村人所谓的“鬼”概括了一切孔夫子所谓的“怪力乱神”，还包括一些科学目前还不能解释的现象。像那位妇女被“鬼”附着，据说是一种癔病，在精神病学上尚得不到令人信服的解释，因此也就不能苛求乡民们要用唯物主义精神来对待了。不过那次“闹鬼”，弄得全村人心惶惶，尤其是心里有“鬼”———干了见不得人之事———的人很是惶恐，仿佛那“鬼”成了正义的化身。会专门惩治无道缺德之人。
　　更有趣的是那“鬼”竟然闹到了笔者的头上：一天早晨笔者还在梦乡，突然有人敲门喊名字，起来一看，来者是那闹鬼女人的大伯，手里举着两元钱。他说那女人托梦给她嫂子，说曾经在集市上扯布借过笔者的钱，一直没还，现在我人都死了，欠了人家外路人的情有罪哩，求哥嫂帮忙给还了……笔者当时惊得目瞪口呆，连连说不用还了。但人家不依，把钱硬塞在我手里走了。事后细一想，此事绝非什么鬼魂托梦，而是朴实厚道的乡村人想出的独特还钱方式。两元钱在那年月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数目，那位妇女不可能不告诉自己男人甚至妯娌，如今她撒手人寰了，还欠着“外路人”的一点情，而他男人正处在极度艰难的境况中，于是当大哥的与妻子一商量，就以亡人托梦为由———不这样人家会推辞不要———为死去的弟媳还钱。至此，我们几乎可以得出结论，乡村人的所谓鬼神，实质是他们精神品质的幻化。在许多情况下，“闹鬼”真起到了洗涤灵魂，净化人心的作用。
　　当然，这是相当原始落后的自律方式，可是效果却很好，因为这种方式原本就根源于乡村人朴实忠厚的天性，也就回答了为什么在充斥着道德说教的城市，尔虞我诈、虚功伪善反而要比乡村严重得多。加之城市人也并不见得不信鬼，不过，城市人对“鬼”的怕，是畏其使坏害人，而不检点自己“鬼神不容”的缘由。难怪《聊斋志异》里的鬼狐大都心地善良，疾恶如仇，是因蒲松龄采集的鬼狐故事大都来自乡村。当然，以“鬼”来净化心灵，带有一定的封建色彩，是对迷信心理的利用。譬如，笔者还在乡村经历过闹“猫鬼神”的趣事：房东家儿子在外打工而母亲已故，乡村的惯例，老公公在儿媳面前是不苟言笑的。儿媳年轻，可能有些不轨行为，于是闹起“猫鬼神”来，平白无故燃着火的灶膛灌进了水，好端端放在炕上的针线活不知怎么挂在了树上……总之，仿佛有“鬼”专与这家的媳妇过不去，而且都是以恶作剧的方式。村人都说那位媳妇被“猫鬼神”缠住了。后来，不信“邪”的我们终于发现那些离奇之事都是老公公干的，他只要瞅着儿媳出去挑个水什么的，就趁机作祟。这位“老顽童”颇有心计，他的目的是惩戒儿媳，促其收敛，同时又遮盖了家丑，还能免去面对面训责儿媳的难堪。
　　鬼神之说本属迷信，但是在乡村，却能化腐朽为神奇，就如吃斋念佛之人不伤生，客观上保护了环境一样，至少是不应厚非的。而乡村人的“有鬼论”分明还包含着他们素朴诚笃的道德精神。